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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悲鸿曾在渝摆摊卖画 本地人省饭钱|黑龙公主升级费用

作者:曲靖市宁江木业有限公司 来源:www.ynnjmy.com 发布时间:2015-07-11 13:31:54

徐悲鸿曾在渝摆摊卖画 本地人省饭钱买票看话剧

抗日战争时期,由于重庆陪都地位的确定,使重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文化中心,众多作家、艺术家荟萃于此,也成就了民国时期重庆文艺史上最光辉的篇章。近日,重庆市文史研究会副会长、重庆电视台《重庆掌故》主讲人杨耀健在重庆市图书馆举办的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系列讲座上,与读者一起分享了抗战岁月中重庆文化的辉煌。

电影厂在重庆拍到没有胶卷

抗战前,重庆影坛和剧坛影响力微弱。但当政治中心移往重庆后,文化中心自然也迁到重庆。1938年10月武汉沦陷,许多优秀的电影人、戏曲家会集重庆。杨耀健说:“当时两个顶级的电影厂‘中国电影制片厂’、‘中国电影摄影厂’也都迁到重庆,所有演员也跟着工厂来到山城。”1940年,共有六部故事片、七部新闻片和一部纪录片在重庆开机拍摄。不仅有反映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的《东亚之光》,也有讲述汉蒙民族在草原上抗战的《塞上风云》,还有反映空军抗战的电影《长空万里》。“一年十四部片子的数量放到现在显得很少,但当时物资匮乏,胶卷都很少的情况下,有这个数量的影片是非常了不起的。”杨耀健说。

不过这样的繁荣却没有持续多久,1940年后,滇缅公路被炸毁,国际援助仅靠飞机运输,物资更加匮乏,就连拍电影用的胶卷都没有了。这样的情况下,电影人开始转演话剧,当时非常出名的话剧院包括“国泰艺术中心”、“抗建堂”等。为了看话剧,很多重庆人要从江北、南岸、沙坪坝走十几公里路来解放碑。话剧票也变得非常的抢手,从开演前一天的早上7点就有人排队买票。当时不少人宁愿不吃饭也要省下钱去看话剧,如果没买到票就求看门的工作人员给张站票,站着也要看话剧。

杨耀健说他曾向不少老人询问过当时的情况,一些老人告诉他,当时去茶馆喝茶,聊天的内容也都围绕着重庆上演的话剧,不然就不能和周围的人聊到一块儿。一位老兵曾告诉杨耀健,“解放前,我一个字都不认识,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,就是通过看戏剧,我能分得清忠奸善恶,也知道了不少做人的道。”

杨耀健介绍说,当时话剧团有近30家,演出了包括《屈原》、《桃花扇》等四、五百部话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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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悲鸿的国画《愚公移山》

老人描述徐悲鸿夫子池摆摊卖画

杨耀健看来,抗战时期来到重庆的画家和木刻家们都怀揣着使命:“抗战时期,一流的画家会聚重庆的主要原因,是因为他们需要复兴战时在沿海地区萧条的美术事业。所以现在的我们才能在上清寺附近看到如今的美专校街,即当时的西南美术专科学校街。”

杨耀健说当时重庆美术创作有着不一样的特点,既借鉴了西方油画技巧,又结合了传统国画的元素,“最著名的当属徐悲鸿了,他1937年10月来到重庆,在当时中央大学担任兼课老师。”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,徐悲鸿先后创作了《愚公移山》、《巴人汲水》、《巴之贫妇》等画作。“徐悲鸿在1938年去印度办了画展,一方面是去写生,另一方面也是为祖国抗战募捐。当时他为国家捐献了10万元,是个不小的数目。”从重庆晚报记者查询的资料看,1938年,上海一个工人的日工资是0.59元法币,徐悲鸿捐的10万元,相当于一个工人460年的工资所得,可以购买1000头牛。

杨耀健说,一位老人曾向他描述徐悲鸿曾在夫子池(今临江门新世纪旁边)附近摆摊卖画,以赈济灾民。“当时徐悲鸿就在街上画他最擅长画的马,他作画速度也很快,十多分钟就画好了一幅。卖得也不贵,就10多块钱到100块左右一幅。”老人还叹息说:“可惜当时没买。”

除了徐悲鸿,当时还有张大千的兄弟张善孖也在重庆,张善孖擅长画虎,但抗战时期他创作的则是如《苏武牧羊》、《精忠报国》、《文天祥正气歌图》等激励国人抗日救亡的画作。

“特别重要的是,美术界大家的兴起为文化交流活动起到了巨大的作用。当时黄家垭口的中苏文化协会就是重庆与外界交流的一扇窗。那里曾举办过一个木刻展览,展出了周恩来从延安带来的、反映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生活的30多幅木刻作品,让重庆人民了解到了延安的生活。那里还是重庆人民认识苏联的通道,当时苏联的很多黑白电影都在那里放映。”杨耀健介绍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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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沫若在重庆时创作的话剧《屈原》

50多位著名作家诗人来重庆 郭沫若老舍舍小家支援抗战

抗日战争爆发后,国共两党展开第二次合作,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也在重庆。杨耀健说当时全国著名的六位作家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、巴金、老舍、曹禺当中,后五位都先后来重庆,“郭沫若和老舍都是1938年来的,郭沫若在抗战前特意从日本跑回国支持祖国,撇下了自己在日本的妻儿。老舍也是将家人留在了北平,自己偷偷跑到重庆支持抗战。”除此外,张天翼、萧红等50多位主流作家和诗人也先后来到重庆。

据杨耀健的研究,抗战时期重庆小说创作前期主要以讽刺与挖苦时局题材为主,而到后期则更多地描写抗战现实。“前期,以张天翼为代表,写了《华威先生》来讽刺、挖苦只会空谈救国的人。而后期代表则是茅盾先生,他所著小说《第一阶段的故事》、《走上岗位》都是讲述上海民族工商业为国迁厂到重庆的故事。”

杨耀健分析,重庆抗战文化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包容性和多元性,“当时的重庆不仅会聚共产党领导的南方进步文艺群体,也有集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爱国艺术家。这是历史上文艺界空前团结的时期,也是近代重庆历史上最光辉的篇章。”

本版稿件由重庆晚报记者 洲毓 见习记者 柳青 采写

(重庆晚报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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